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,美国ABS市场的发行规模突然大幅下降,降幅超过了50%,然而,在2020年至2023年新冠疫情期间,该市场却维持了平稳状态,这种表现有着极大的反差,是完全相反的应对极端事件的情况,那么这种情况到底能够为当前信用风险正在上升的国内ABS市场提供什么样的实战方面的经验呢?
次贷危机与疫情冲击表现迥异
在2008年的时候,次贷危机爆发了,之后呢,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遭受了严重的创伤,在这一年里,发行规模跟2007年相比,急剧减少了50.19%。特别是去掉MBS之后的狭义ABS产品,它的发行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的。基础资产的违约率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值,市场差不多处于冻结的状态了。
反过来观察,在2020年到2023年新冠疫情的那段时期,虽然实体经济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冲击,然而美国ABS市场的发行规模却维持在了相对平稳的状态。房贷、车贷等基础资产的信用表现同样是较为稳定的,市场的运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紊乱情况,这与次贷危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。
危机根源:内生缺陷与外生冲击的本质差异
次贷危机于2008年发生,这是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性缺陷的全面爆发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,含有大量次级贷款的CDO产品迅速发展,银行发行了CDO之后向保险公司购买CDS来转移风险,保险公司接着把风险转卖给其他机构,风险链条持续被拉长。
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新冠疫情冲击,乃是外部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。经济活动突然停止,然而金融系统自身,不像次贷危机那般积累了大量坏账。银行以及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,相对而言是健康的。市场恐慌主要是源自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。
基础资产质量决定市场抗压能力
2000年起,美国房贷市场里,次级贷款迅速增长,在房屋抵押贷款当中,占比从1999年大概2%剧增至2006年将近15%。2004年,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致使利率上升,再加上失业率攀升,次贷借款人大量违约,进而引爆危机。
在新冠疫情那段时期,因危机过后监管力度得以增强,房贷发放的标准变得更为严苛,基础资产的质量在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。与此同时,政府所推出的个人复苏退税是直接朝着纳税人去发放现金补贴的,减缓了居民的还款压力,对此后ABS基础资产的信用表现起到了有效支撑的作用。
监管缺位与危机后改革成效显著
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,对于ABS基础资产池的信息披露所提出的要求是比较低的,这使得投资者很难去了解贷款的真实质量以及借款人的信用状况。评级机构在采用发行付费模式的情况下,迎合发行人出具了虚高的评级,没能及时地揭示风险。惠誉处于这样的状况下支付了和解金,穆迪也处于此情况支付了和解金,在2015年他们支付的和解金与2017年支付的和解金加起来总计约为22.4亿美元。
美国在危机过后出台了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,该法案取消了对信用评级的强制性要求,还强化了信息披露。在2020年疫情来袭之际,市场信息透明度已经大幅得到提高,投资者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风险,进而避免了恐慌性抛售,使得市场稳定性显著增强。
政策响应速度决定市场恢复进程
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宣告破产,自此后,美国政府并未即刻采取行动,一直到2009年2月,才推出了大约8000亿美元规模的《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》,这段时间间隔大概为6个月。政策出现滞后这一状况,让市场恐慌的程度进一步加剧,资产证券化市场由此陷入到深度冻结的状态,其恢复过程呈现出极为缓慢的态势。
新冠疫情出现大规模爆发情况之后,美联储作出的反应相当迅速,先是重新启动了商业票据融资机制,跟着又重启了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,随后设立了一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,紧接着又设立了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。这些相应的措施将流动性及时地进行了注入,把市场恐慌的状况予以了缓解,为ABS市场给予了关键支撑。
回归资产本源是应对风险的核心
依照美国所呈现的经验来看,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主要是受到基础资产信用质量的作用,ABS产品应当回归到资产的根本源头,优先挑选分散性高以及标准化程度高的资产纳入池子,严格把控次级贷款等高风险资产的比例,从源头之处把控风险。
当国内ABS市场处于信用风险呈现上行的这种背景状况之下,应当对资产筛选予以重视,还要对信用风险进行开展动态监测工作,进而建立起全流程的防控体系。与此同时,要对信息披露制度予以完善,以此提高基础资产的透明度,使得投资者能够凭借自身独立去判断风险,减少对于评级的那种过度依赖情况发生,从而促进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。
倘若你身为ABS投资者,于当下国内信用风险攀升的环境之中,你会挑选优先增持哪一种基础资产的ABS产品呢?欢迎在评论区展现你的看法,点赞转发以使更多人投身讨论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