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，美国ABS市场的发行规模突然大幅下降，降幅超过了50%，然而，在2020年至2023年新冠疫情期间，该市场却维持了平稳状态，这种表现有着极大的反差，是完全相反的应对极端事件的情况，那么这种情况到底能够为当前信用风险正在上升的国内ABS市场提供什么样的实战方面的经验呢？
次贷危机与疫情冲击表现迥异
在2008年的时候，次贷危机爆发了，之后呢，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遭受了严重的创伤，在这一年里，发行规模跟2007年相比，急剧减少了50.19%。特别是去掉MBS之后的狭义ABS产品，它的发行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的。基础资产的违约率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值，市场差不多处于冻结的状态了。
反过来观察，在2020年到2023年新冠疫情的那段时期，虽然实体经济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冲击，然而美国ABS市场的发行规模却维持在了相对平稳的状态。房贷、车贷等基础资产的信用表现同样是较为稳定的，市场的运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紊乱情况，这与次贷危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。
危机根源：内生缺陷与外生冲击的本质差异
次贷危机于2008年发生，这是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性缺陷的全面爆发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，含有大量次级贷款的CDO产品迅速发展，银行发行了CDO之后向保险公司购买CDS来转移风险，保险公司接着把风险转卖给其他机构，风险链条持续被拉长。
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新冠疫情冲击，乃是外部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。经济活动突然停止，然而金融系统自身，不像次贷危机那般积累了大量坏账。银行以及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，相对而言是健康的。市场恐慌主要是源自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。
基础资产质量决定市场抗压能力
2000年起，美国房贷市场里，次级贷款迅速增长，在房屋抵押贷款当中，占比从1999年大概2%剧增至2006年将近15%。2004年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致使利率上升，再加上失业率攀升，次贷借款人大量违约，进而引爆危机。
在新冠疫情那段时期，因危机过后监管力度得以增强，房贷发放的标准变得更为严苛，基础资产的质量在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。与此同时，政府所推出的个人复苏退税是直接朝着纳税人去发放现金补贴的，减缓了居民的还款压力，对此后ABS基础资产的信用表现起到了有效支撑的作用。
监管缺位与危机后改革成效显著
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，对于ABS基础资产池的信息披露所提出的要求是比较低的，这使得投资者很难去了解贷款的真实质量以及借款人的信用状况。评级机构在采用发行付费模式的情况下，迎合发行人出具了虚高的评级，没能及时地揭示风险。惠誉处于这样的状况下支付了和解金，穆迪也处于此情况支付了和解金，在2015年他们支付的和解金与2017年支付的和解金加起来总计约为22.4亿美元。
美国在危机过后出台了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，该法案取消了对信用评级的强制性要求，还强化了信息披露。在2020年疫情来袭之际，市场信息透明度已经大幅得到提高，投资者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风险，进而避免了恐慌性抛售，使得市场稳定性显著增强。
政策响应速度决定市场恢复进程
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宣告破产，自此后，美国政府并未即刻采取行动，一直到2009年2月，才推出了大约8000亿美元规模的《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》，这段时间间隔大概为6个月。政策出现滞后这一状况，让市场恐慌的程度进一步加剧，资产证券化市场由此陷入到深度冻结的状态，其恢复过程呈现出极为缓慢的态势。
新冠疫情出现大规模爆发情况之后，美联储作出的反应相当迅速，先是重新启动了商业票据融资机制，跟着又重启了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，随后设立了一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，紧接着又设立了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。这些相应的措施将流动性及时地进行了注入，把市场恐慌的状况予以了缓解，为ABS市场给予了关键支撑。
回归资产本源是应对风险的核心
依照美国所呈现的经验来看，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主要是受到基础资产信用质量的作用，ABS产品应当回归到资产的根本源头，优先挑选分散性高以及标准化程度高的资产纳入池子，严格把控次级贷款等高风险资产的比例，从源头之处把控风险。
当国内ABS市场处于信用风险呈现上行的这种背景状况之下，应当对资产筛选予以重视，还要对信用风险进行开展动态监测工作，进而建立起全流程的防控体系。与此同时，要对信息披露制度予以完善，以此提高基础资产的透明度，使得投资者能够凭借自身独立去判断风险，减少对于评级的那种过度依赖情况发生，从而促进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。
倘若你身为ABS投资者，于当下国内信用风险攀升的环境之中，你会挑选优先增持哪一种基础资产的ABS产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展现你的看法，点赞转发以使更多人投身讨论。
